我国残疾儿童失学的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

　　回归结果表明，残疾儿童的年龄、残疾类别、民族、监护人关系身份对残疾儿童失学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以15-17岁残疾儿童为参照组，低龄残疾儿童失学可能性较低，9-11岁组的失学可能性最低，其次是12-14岁组和6-8岁组。同时，肢体、智力、残疾儿童分别比其它类别儿童面临更大的失学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单纯的肢体残疾儿童在残疾儿童中属于自身学习障碍最小的群体，但是其失学可能性反而显著地高于非肢体类残疾儿童。另外，少数民族残疾儿童的失学可能性为汉族残疾儿童的1.534倍。监护人身份对于残疾儿童失学与否亦有显著影响。以“监护人为非亲属”作为参照，监护人为父母双方的残疾儿童失学可能性较小；其他四类监护人的残疾儿童失学可能性也较小。鉴于受“非亲属”监护的残疾儿童失学可能性较高，教育、残联等部门应加强对此类监护人进行关于残疾儿童受教育的法律宣传工作。

　　在社会保障因素当中，不领低保②的残疾儿童失学可能性小于领低保儿童。未参加任何医疗保险的残疾儿童失学可能性是已参加医疗保险残疾儿童的5.585倍，达极其显著水平。残疾儿童参加的医疗保险一般不同程度地涵盖特殊康复报销项目，有助于提高残疾受教育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已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农村社保)的16-17岁农村残疾儿童的失学可能性反而是未参保者的2.889倍。分析显示，未参加农村社保的农村残疾儿童有60.0%已参加医疗保险，这折射出农村社保对于防止失学的影响作用不及医疗保险。应该逐步实现残疾儿童的医疗保险全覆盖，扩大农村社保的康复报销覆盖面并提高比例，加强其对残疾儿童康复及教育的保障作用。

　　康复因素当中，使用何种听力辅具、未用会话交流的原因以及是否接受过言语康复训练，对于听力及言语类残疾儿童是否失学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关于听力辅具，使用人工耳蜗者的儿童失学可能性高于使用助听器儿童。这很可能因为人工耳蜗是补偿重度和极重度听力损失的辅具，这折射出失学可能性与听力障碍儿童的残疾程度相关。言语残疾儿童中，接受过康复训练者失学可能性较低。

　　经常参加、偶尔参加社区文化生活的残疾儿童的失学可能性都显著低于从不参加者，可见参与社区文化生活对于残疾儿童知晓并自身的受教育有所帮助。不曾作为慰问对象的残疾儿童失学可能性较小，这可能与他们在家庭经济状况和残疾程度方面的困难较小有关。这意味着，前去慰问重残儿童的社会人士应该关注其受教育状况，帮助其避免失学可能性，使社会支持发挥更大的实效。值得注意的是，未领取第二代残疾证的残疾儿童的失学可能性低于已领证者。这和他们的残疾程度以及康复可能性相关，折射出重度残疾儿童需要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本研究认为“从未上学”是我国残疾儿童失学的主要类型。这会拉低残疾人群体素质以至全国人口素质，导致较高的文盲率，降低所涉个体及其家庭的幸福感。“教育使残疾人成为社会的资源”[10]，应当更加重视如何减少残疾儿童失学的问题。回归分析表明：(1)在年龄、残疾类别、民族、监护人身份等人口特征因素维度，15-17岁组别，肢体、智力、类别以及少数民族残疾儿童的失学可能性相对较高，由父母双亲监护的残疾儿童失学可能性较低；(2)不领低保、参加医疗保险的残疾儿童失学可能性较低；(3)使用重度听力损失代偿辅具的残疾儿童失学可能性高，未接受过康复训练的言语类残疾儿童失学可能性较高；(4)一年内曾作为慰问对象、从不参加社区文化生活、领取了第二代残疾证的残疾儿童失学可能性较高。毋庸讳言，残疾儿童失学问题背后存在一些宏观原因；不过，针对具体原因，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可望有效地预测和干预残疾儿童的失学。

　　在年龄维度上，残疾儿童的失学现象具有两端大、中间小的特点。因此，需要更加重视6-8岁残疾儿童的早期康复，及时对其进行义务教育。针对残疾儿童入学晚的问题，宜加快开展随园就学，注重“三早”，必要时采用医教同步模式。对于15-17岁残疾儿童，应扩大初中、高中阶段教育资源，使其受到较完备的教育，为就业做较充分的准备。美国对20岁以下失学残疾人的调研结果发现，调研对象中的男性仅有31%获得了全职工作机会，女性仅有14%获得了全职工作机会[11]，这说明让15-17岁残疾儿童接受教育对避免其失学的重要性。

　　本研究的结论印证了此前的研究结果，即“不同残疾类型的残疾儿童之间存在受教育机会不均衡的现象。”[12]此外，本研究结论或暗示了各类残疾儿童的失学主要原因不尽相同。我国肢体残疾儿童失学可能性较高，主要的制约因素是随班就读的入学渠道不畅以及学校无障碍设施不完善。肢体残疾儿童没有特殊教育学校托底，几乎完全依靠随班就读实现受教育权。应根据《残疾益保障法》的相关要求，借助教育主管部门、城乡住建部门和残联的联席工作，推动并督促校园开展无障碍。新近颁布的《市中小学融合教育行动计划》的相关措施可资借鉴。在美国无障碍设施齐备的社会中，肢体残疾儿童不再属高失学可能性的人群。相关研究表明，在美国情绪与行为障碍学生的辍学可能性较高；学科、留级、(中)下等学习成绩与残疾儿童的高辍学可能性相关[13]。

　　家庭中蕴藏着特殊教育的巨大潜能，然而此潜能处于尚未充俏师母分开发、缺乏专业机构指导的状态。“特殊需要儿童家庭在专业的支持和救助下提供发展性的专业化服务，在家庭对特殊儿童提供个别化教育教学、发展性功能训练等专业的和帮助”，应该成为构建“具有特殊需要的家庭专业支持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14]；残疾儿童普遍亟需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重要维度[15]。因特殊原因而无法避免(暂时)失学的残疾儿童，同样有可能通过特殊教育社区化[16]、送教上门、家校合作等被纳入“以服务为导向的特殊教育模式”[17]。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残疾儿童的失学是暂时性的、间断性的、还是永久性的。

　　领低保残疾儿童的失学可能性较高，因此应充分估计“两免一补”之外其它费用和义务教育阶段后费用对领低保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由此加大的残疾儿童失学可能性。应为领低保残疾儿童提供教育补助，尽量避免贫困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江苏经验已印证了此的可行性。“目前，江苏省高中阶段的残疾学生有4900多名，全部实行免费教育，全年财政支出833万元”。少数民族残疾儿童的失学可能性较高，部分是由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教育起步较晚，经济基础较薄弱，未能如《国家中长期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章《特殊教育》第二十九条所要求的那样“每30万人口建有一所特殊学校”[19]。因此，一方面应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依法建设特殊教育学校；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特殊学校的资源中心作用，通过普特之间硬件、师资共享，双轨互通，防止残疾儿童失学。